一切出自神为着荣耀神
—访石油专家沈弟兄
你是否可以谈谈你的成长背景以及得救经历？
1937年我（Y. M. Shum）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，那时正值抗日战争爆发，不久父母就到了四川重庆，因此我从小就住在大姨妈家，由外公外婆照顾。外公外婆是基督徒，所以可以说我是生长在基督徒家庭，但那时还谈不上有什么信仰。
读初中时我就离开家住进了学校宿舍。直至1958年，才到香港与家人团聚。到了香港后，我才知道妈妈是个虔诚的基督徒，她一遇到事情就说，“我们来祷告，求神怜悯。”祈求神的怜悯，是妈妈最常说的话。当时，虽然也有亲戚找我参加福音聚会，但我只是去勉强应付一下。
神的带领很奇妙。1961年9月，我赴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读研究生。抵达学校的当天下午，我的导师亲自开车载我找房子住，结果四处碰壁。后来他想起有一位研究生是中国人，名字叫Daniel，因此就把Daniel从实验室找来帮助我。Daniel立刻表示没有问题。他是一位基督徒，和几位弟兄住在一起。所以我到柏克利的第一个晚上，就住进了当时的弟兄之家。当晚就有家聚会，隔天还有祷告聚会。因为我从小生长在基督徒家庭，当他们在读圣经和祷告时，我并不觉得陌生。借着和他们相处，我感觉他们人都很好。虽然他们没有特别向我传福音，没过多久，我很自然地就受浸了，此后一直留在召会生活里。
你可以谈谈你的召会生活经历以及工作经历吗？
我因课余在餐馆打工，很快就买了一辆旧车子。每周五有家聚会，主日在旧金山有聚会，我经常去接送弟兄姊妹，就这样和我的太太认识了。我当时念机械系的热力系统，她念生物化学。她是58年到柏克利，63年取得博士学位。我们于64年结婚，婚后我就开始工作。到65年，她经由教授介绍去波士顿哈佛大学作博士后的研究，我便到布朗大学念博士学位。我们在波士顿的家是打开的，聚会的人数不多，约五、六人，有时也在另一位弟兄家聚会。
68年9月我们搬到德州的休斯敦。那时在休斯敦只有两家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家住在西边，James 一家在东边，他是一位西医的跌打医生。69年德州有移民行动，那时很多圣徒从德州各处搬到休斯敦，我们的家就成为他们暂时停留的地方。他们先落脚在我们家，然后可以去找工作，找房子。当时，有许多弟兄姊妹进进出出，在我们家也有聚会，后来弟兄姊妹才在市中心租下一个聚会的地方。
从1980年中国对外开放海上石油的勘探后，我就进入Texaco公司到中国发展。刚开始我主要是帮助公司去作些沟通的事，那时候，我一半的时间在中国，一半时间在印度尼西亚，负责计划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一个大油田的开发项目。1985年，我因工作的需要，全家搬到纽约。1992年，我被调到北京去负责公司在中国的业务，一直到1999年退休。2000至2007年，又在香港科技大学任职，同时还帮助深圳建立医学中心。
在中国作生意，可以说既容易又艰难，在乎有没有中国想要的东西。中国的对外开放，无非是需要引进外国的技术、资金或外汇。我与中国官方打交道多年，对他们印象很好。和高层官员来往，我们彼此互信尊重，也结识了不少朋友。一般公司例行的事情，都由办公室的经理出面处理。有必要时，我才出面。
那时，我跟中海油、中石油公司的领导多有往来。当然有特殊的情形才会见部长，跟领导们见面时通常是礼仪上的往来，多年来我们彼此双方有很好的合作，并且是很成功的。
在工作以及周遭环境的限制中，你是如何依靠主、联于主？
开始的时候，我帮忙带圣经去北京。因为我们以商务身份进关，不会被细查。每次我将带进去的圣经交给弟兄，然后由他去转发给别人。
1992年，我到国内长住，有时我们的家中有家聚会，因着环境的限制，人数也不太多，但与弟兄姊妹相聚，喜乐得很。虽然没有人因着聚集来找过我，但进来的访客都要经过登记，所以在某种程度上，弟兄姊妹的进出都是受监视的。我姊妹很有智慧，当她来北京时，就带一些糖果、巧克力送给小区的保安，建立良好的关系，并对他们说，沈太太经常会请人吃饭，请不要为难访客。
我们公司在国内办公室里的人都知道我是基督徒，因为我们家有聚会。姊妹在北京的时候，她也会请人来家里聚聚，所以他们多少也会知道。
因着工作的需要，我每天出去是见不同的人，有时还要与国家领导级的人见面。我也不知道应该如何起头、如何结束。在中国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中方总是做主人，开会也好、讲话也好，都是他们开头，这对我是最好的。他们一开头，我就知道他们是从哪个方向来，我就接着他们的话，从那里开始。当然我们见面，都有一个话题，今天为什么开这个会，或是今天为什么见面，大主题是知道的，但如何开始不是完全知道。但是我心里总是有个祷告，我的祷告很短：“哦，主啊，have mercy on me。”这个祷告是从我妈妈身上学来的，因为我妈妈一有什么事就是:“主啊，我们需要你的怜悯。”无论我去开会、与人见面，永远都是这样很简单的一句祷告，神就在一切的事情上带我过去。
在国内工作时你印象最深的事？
最令我紧张的就是1983年年底前要去见当时的总理。所有外国公司中，我们是第一个跟中国签海上石油合同的公司。那是一个盛大的世界性签约仪式，也是中国首次与外国公司合作。签约那天，几家商务公司包括Chevron、Texaco、AGIP的CEO都要去参加这个签字仪式。每个公司都预备了礼物，我们当然也不例外。我们住在钓鱼台国宾馆，出门的时候，我才想起忘了带那个礼物，这个很要紧，但我已上了车，紧张的不知如何是好。没有带礼物，到时会很尴尬。我心里想，这种事绝不可以发生，那时七上八下的心，真不是滋味。我只有不断地呼求主名，“哦，主耶稣。”这时想起，中方有安排一位叫小李的人帮忙处理相关礼节及住宿事宜。我于是问小李，“礼物带了吗?”当我听到他低声说：“带了，在后车厢。”我真是感谢主。只要我们一心为主，祂必会时时处处看顾我们。
在香港科技大学任职时，你是如何服事学生并传福音？
2000至2007这段时间，我在香港科技大学任职，我代表科大和北京大学、深圳市政府合作建立一个高水平的医院——深圳北大医院，使深圳的居民有病可以就地就医，不必到外地求医。除了医院之外，我们也建了一个医学中心。这项目由深圳市出资，北大医学部出人，香港科大协助研究。因此我跟深圳市的领导、北大的领导有多方面的接触。记得在一次会议上，我们作为领导的，要对新进人员说几句勉励的话。轮到我发言时，我说：“刚才两位领导跟你们说的都很对，只是我们做人，不只对人对事都要对，我们对神更要对。”
在我们离开科大之前，深圳北大医院的院领导陪同我们去贵州，协助当地的医院开展，当时我姊妹也同行。一路上，我们和地方的领导、首长沟通交流。在一次的晚宴中，深圳北大医院心脏科的孙大夫提出一个关于神创造的问题。于是，我就趁机把圣经创世记和启示录简短地说了一下，当作福音传讲。
我打开在科大的办公室，是因为当时有这需要，就提供一点方便。感谢主，都是主的安排。我办公室所在的地点适中，很大，可能院长的办公室也没有那么大，里面放了一些桌椅，可供二十几人使用。我把办公室钥匙交给多位负责的弟兄姊妹，让他们随时都可以进来，在我的办公室学生可以晨兴并有祷告聚会。
我有时也帮学生们改改论文，写写介绍信。学生弟兄姊妹可以来我的办公室读圣经、交通。他们坐在那边，我在另一边办公，对我并没有什么影响。那时候打电话回中国还不是那么方便，若有从大陆来的交换生需要打电话回家，我就让他们随意使用办公室的电话。因为这不是公事的用途，账单来时，我就把学生们所使用的费用另外付给学校，学校的电话费很便宜，也没有多少钱。
有时，弟兄姊妹需要我帮忙替他们写信，写给领事馆或学校。遇到这类问题，我对他们只有一个要求，就是要讲真话，不能讲假话。因为我是按着他们真实的情形来写信，写了之后，是由他们自己的名义发出去，我只是帮忙写，写的合情合理，但一定要真，不能造假。其中有好几件事情，本来看是很困难的，但感谢主，借着多方祷告最后都顺利地解决了。
我们的所能与所作，都是为着召会、为着弟兄姊妹。
可能跟家庭背景有关系。我从小跟着外祖父、外祖母，他们是做生意的。中国有一句话说：有土地就有财。我记得他们买房地产是整条街一间间的买，如果最后有一家不肯卖，他们就出高价买下。可能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我对房地产一直都有兴趣。后来有点积蓄了，我就开始作房地产并考得执照。那时休斯敦教会准备买地建会所，我的执照正好派上用场；还有一些弟兄姊妹想要移民，需要卖掉房子，才有现金可以立刻移民，因着我有这地产执照，就帮忙他们卖个好价格。在他们签合同时，我不拿佣金，让卖方的弟兄姊妹可以多拿些钱。会所的地产，我拿到的佣金也回馈他们，这样他们可以省下佣金费用。那时我们也曾贷款帮助一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。
现在想起来，一切都是神的怜悯。有一句话我感触很深，就是我们实在是无有，但神是万有。这是很肯定的。神是无所不在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的。我们都是在一个身体里，都是不同的肢体；不同的肢体有不同的功用，我可能不是嘴巴，不善言词发表，但是每个人都有他的功用。我们需要作一个尽功用的肢体，摆上我们自己的那一份让主来使用，配合主在地上的行动，愿主得着荣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