暴力不能承受之轻

这一天，在我熟知的地方，最繁华的商业区，出现了暴动和抢劫。许多人以纪念一位叫乔治·弗洛伊德（George Floyd）的美国黑人为由，上街游行。佛洛依德被逮捕，并被一名白人警察用膝盖长期压迫他的脖子，这期间佛洛依德神情痛苦，屡次表示自己无法呼吸，直到昏迷被送入医院，窒息而死。

他的死出现在疫情最压抑的时刻，出现在经济最虚弱的时刻，也出现在许多人内心因隔离而极度空虚的时刻。

于是好像一个火星跳在油上，将整个美国烧成火海。一天之内，40个城市宣布戒严，包括我所居住的Santa Monica。

当我十几岁的时候，我对革命还有过浪漫的幻想。我出生在和平的时代，不要说战争，连游行也没见过。小时候看雨果的《悲惨世界》，第一章结束于一个巴黎公社时代人民代表之死。这个人意志坚强，虽死也不后悔革命与暴力。我醉心于巴黎的街垒，醉心与赫尔岑在红场对沙皇的诅咒，醉心于赫尔仁尼琴冲顶橡树的倔强。

对于邪恶及邪恶的事情，我这个反对者是无所畏惧的。但如何与邪恶的事及邪恶本身战斗，我却极为乏力。貌似与奥贝武夫搏斗的巨龙，也好像荷戟独彷徨的先生，不认识对手，也不认识我们战斗的方式。

一转眼，我已经到了不惑之年。那些热血的革命片段，永远的留在记忆里。我不再愿意像马拉一样毫无意义地死在浴缸里，像古拉格群岛苦行僧一样的流放也对我毫无吸引了。我牵着女儿的手，从屋顶上爬下来。她今年7岁，因为早慧，对于远处的暴力已经略有认识。

我问她，如果为了一个好的目的做坏事，你能接受吗？

她说，that’s too naive.

因为信主，7岁的她比17岁时候的我更加直接和深刻。我记得初次读《1984》的片段，“战争即和平，自由即奴役，无知即力量”，我将之打印出来，贴在墙上，自以为认识了世界行为的方式。那时候的我对于和平，自由和力量一无所知，却幻想拯救世界。

21岁那年，我没有拯救世界，也没有被世界拯救，而是主耶稣救了我。从此在我心里祂的平安、自由和大能取代了世界的法则，让一切暴力、革命和理论都黯淡无色。圣经里简洁和质朴的话语和诡诈的暴力革命形成鲜明的反差。一切暴力，都只能结出恶果。法兰西革命杀人砍头，将不少人送上断头台，最终被处死的是革命者。日本的革命派彻底沦为恐怖份子，并一个行混乱的团体。在中国西北的革命圣地，一位著名的加拿大医生也是背着妻子找临时革命伴侣的。在南美、在欧洲、在中东、在非洲，没有一个角落的革命不伴随着凶杀、暴力、信仰坍塌和性混乱。68年的巴黎街垒与68年美国的嬉皮呼应，最终导致肉体情欲的大爆发。

人本来是有尊严的造物，却被带入畜生一样的境遇。这绝非那些反对者的本意。可是一旦开始暴力，人岂能停下来呢？切.格瓦纳死在满了希望的年纪，他的战友成为老而不死的独裁者。而他头戴贝雷帽的肖像，成为后来者的消费对象，充斥在西方商业社会的角落。

雅各和约翰也曾经是这样的暴力者，在他们所处的年代，他们被称为雷子。罗马帝国的铁蹄踏平了小亚细亚平原，傀儡希律王作为僭主，行与选民信仰完全悖逆之事；总督彼拉多等着任期结束，作为戍边大员，他毫无作为。600年前的申言者但以理预言了弥赛亚的来临，祂要复兴万事。这岂不就是革命吗？

当主耶稣初次出现的时候，安德烈曾说我们专切等待的弥赛亚来了。可是他们哪里知道，主耶稣来并不要任何暴力革命，也没有战争，更没有复国。在门徒最初的认识里，他们跟从的弥赛亚乃是君王，乃是大有能力和尊容的民族英雄。他们中的许多人，，知道主耶稣其实是属天的粮后，选择离开了祂。他们无法理解神圣生命的奥秘，只对地上的事务有兴趣，就如同今天的世代。

耶稣死时在祂的十字架上按了一个牌子，上面用希伯来文、希利尼文（希腊文）和拉丁文（罗马文）写着“犹太人的王”。可是祂亲自说，我的国若在世上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。但那时祂的国乃是诸天之上，在地上，没有一个人为祂的死争战。

于是祂就这样屈辱地被钉死了，对于一切信入祂的人，祂的血已经救赎了我们。对于一切不信的，祂的死和任何一个罗马罪囚毫无区别。相对于主的拯救，很多罗马的反对派继续相信暴力，他们造反，然后被镇压，然后继续造反。罗马依然强大，以致消灭了耶路撒冷。可是基督的信仰却征服了罗马。

死者佛洛依德经历了7分钟的窒息，他的死实在是个悲剧，是一个糟糕的暴力事件。但真如许许多多的人所认为的，通过抗议，情形可以好转吗？CNN报道了三代黑人在抗议中的对话。一个40多岁的中年对16岁的少年说，十年以后可能你仍在抗议，可是什么都不会发生。这话是真实而令人绝望的。

到底什么可以使这位16岁少年的命运发生改变呢？毫无疑问，正如我离弃了我曾经相信的抗议一样，我的人生被基督改变了，只有祂才可以真正改变人的境遇和命运。

只是从前我以为对我是赢得的，这些，我因基督都已经看作亏损。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看作亏损，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；我因祂已经亏损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赢得基督。（腓三7~8）